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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局审查主要面向已经生效的法律规范。
部分自治区的立法条例规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之前，应当审查它们是否合宪。这是因为，我国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建立在既有规范和制度资源的基础之上。
[24]因此，高度集中的合宪性审查体制很有可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难以承受之重。[5]其主要理由在于，我国地方立法存在多元性、差异性等特征，很难由中央按照一刀切的方法进行统一审查。[25]参见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40-945页。起草者会根据其对宪法的理解填充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批准者、备案者和审查者也会根据自身的宪法理解来判断法律规范是否超出了宪法设定的边界。具体而言，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草案需要交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此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立法主体的初始审查，尚不存在复核审查的必要。
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批准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时，应当审查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复核审查 所谓复核审查，是指针对各级立法主体在初始审查时没有发现和没有解决的合宪性争议，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行为。Claus-Wilhelm Canaris,Die Feststellung von Lücken im Gesetz,2.Aufl.,DunckerHumblot,1983.S.19-21ff． [xxii]参见陈新民：《惊鸿一瞥的宪法学彗星---徐道邻的宪法学理论》，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li]以现行我国《宪法》第40条为例，该条仅授权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依法定程序检查个人通信，此外，未再授予其他机关检查个人通信的权力，然而，实践中由于驾车时接听电话和使用其他应用程序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为此，有些地方性法规乃赋予交警职权以检查个人通信，以便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归属。（四）宪法惯例 在任何法律领域或多或少都存在惯例，在宪法领域亦然，而且由于宪法的框架性和构成性特征，存在宪法惯例的情形更为普遍，这一点无论是在不成文宪法国家或者成文宪法国家都是如此。就未列举权利而言，其中有些权利，如隐私权、网络使用权对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宪法秩序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与之不同的是，我国1982年《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从其传染性、致死率以及特效药的缺位来看，无疑应认为这已经构成了需要推迟全国人大会议的非常情况。[vi] Vgl.Heinrich Bernhard Oppenheim,Benedikt Franz Leo Waldeck:der Führer der preussischen Demokratie(1848-1870),Berlin,Verlag von Robert Oppenheim(1873),S.206． [vii] Vgl.Frotscher/Pieroth,Verfassungsgeschichte,9.Aufl.,C.H.Beck,2010,S.18． [viii]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最后，两会中不少代表和委员都肩负抗疫重责，在这种情形下召开两会，会分散精力，影响各地抗疫的力量和安排。（三）宪法基本原则 和法律的续造一样，宪法的续造，有时不仅在填补宪法漏洞，而且在采纳乃至发展一些———在宪法中至多只是隐约提及的———新的法律思想，于此，宪法漏洞的填补已经超越制宪者原来的计划，而对宪法作或多或少的修正。[xvii]参见前注(3)，卡尔·拉仑茨书，第250页。二则，在转隶时，不只是检察机关的反贪等职能转隶监察机关，甚至连人员机构都同时转隶，因此可以说监察委员会继受了检察机关的追查刑事犯罪的权力，当然也包括了检查通信的权力。
第三，宪法惯例和风俗、宗教、语言等习惯法则的区别在于援引宪法惯例，或多或少必须援引一项宪法规范作为依据，但该宪法规范却常无法得以正确适用，故而才有用宪法惯例辅之而行的必要。但如果先行通过宪法草案，则意味着赋予1978年版的国歌以宪法地位，在这种情形下，国歌歌词的修改或应以修宪方式为之，而以决议方式为之，不仅给人以朝令夕改的印象，也开启了以法律修改宪法的不良先例，这不仅会损害宪法权威，也会损害人大及人大制度的权威。其二，正如王汉斌所指出的，虽然宪法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也没有规定禁止罢工，[xxviii]言外之意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即宪法其实是承认罢工自由的。其次，宪法漏洞的填补不得违背宪法潜在的目的。
不过，如果注意到，在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国《宪法》的当天，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随即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恐怕就不能简单地认定此处存在宪法漏洞。[xxxi]这是因为，即便制定法存在不圆满性，也并非就意味着存在所谓的规范漏洞。
再以前述国家主席代表国家缔结条约和协定的问题为例，虽然早在2004年修宪之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宪法惯例，而且1997年中国加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之后，对其第7条第2款二、下列人员由于所任职务毋须出具全权证书，视为代表其国家：（a）国家元首，政府首长及外交部长，为实施关于缔结条约之一切行为。然而，正如法谚所言凡是规则，皆有例外，仅有一般情形，难谓周延，固执而不变通不仅会损害法律的实效性，也会损害其权威性，何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数次延期全国人大会议，也非无先例可循。
与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务和理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已不再否认宪法或者宪法秩序存在漏洞的可能性，而是试图通过建立释宪机制和违宪审查机制将宪法漏洞，乃至紧急状态纳入宪法调整范围加以限制，进而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防止政治生活偏离法治轨道。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王国国王与议会围绕宪法上预算权的规定是否存在漏洞而引发的宪法冲突即是例证。易言之，前述做法也可以经由《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予以正当化。在这种情形下，相对于我国1975年《宪法》第16条第4款和我国1978年《宪法》第21条第3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注释: [i] 1参见毛泽东：《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又如我国《宪法》第67条第18项，其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的权力，且未对之作进一步限制，又一般认为现代的特赦权乃是封建君主特权残余，为此，或许可以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该权力的行使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xli]参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ii]参见黄异：《法学方法》，元照出版公司（台北）2009年版，第114页。
3．类推 类推是普通法中论证和决策的核心方法，也是大陆法中填补开放性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之一，对开放性宪法漏洞而言亦然。就此而言，可以有以下两种解决方案。
至于反对官僚主义，有各种途径，有党的领导，有党的纪委，有政府监察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等，宪法还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其本旨与《宪法》第75条一样，意在为代表提供履职的特别保障。
[xxv]易言之，基本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般而言，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填补宪法漏洞。[xxxix]其次，国旗、国徽及首都等国家象征并未受到文革的冲击，为此，写入宪法并不至于产生歧义，就国歌而言，文革中因田汉受到迫害，《义勇军进行曲》被禁唱，只是在外交场合演奏曲调，不唱歌词，《东方红》实际上成了代国歌。……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因此，罢工自由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是有矛盾的。不过，一方面，之所以赋予检察院批准权毋宁是权宜之计，旨在弥补法院的人力和能力的不足，上述任务完成后，当然可以废止该制度。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权力并非不受限制，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间要同时受制于如下因素。[xiii] Vgl.Ernst Zitelmann,Lücken in Recht,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Humblot,1903,S.5f． [xiv]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第362页。
[xxxii]如此，主张经由宪法解释而填补宪法漏洞不免自相矛盾。每年3月5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这一习惯始于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大致可上溯至1993年（3月15日）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这是因为，承认立法论意义上的宪法漏洞，不仅可能使得宪法漏洞概念丧失其存在价值，而且可能导致制宪权或者修宪权的转移，进而危及宪法秩序本身。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1期。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3月，为填补歌词，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郭沫若草拟新词，经集体讨论修改，最后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况且从法治国家角度出发，允许以非规范途径改变宪法规范内涵，本身也可能损害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此款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国人大会议的召集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在适当的时间召开全国人大会议。[xlvi]宪法惯例也是填补宪法漏洞的重要途径之一。
以现行我国《宪法》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为例，尽管一般认为该条的核心在于保障劳动权，但同时强调劳动权的义务属性。其次，民法调整的是日常生活，不仅与个人休戚相关，而且频繁适用，发生和发现法律漏洞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升高，而由于我国一直未能确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有限，其规定是否周延并非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所谓宪法漏洞的发生和发现了。
其二，我国1975年《宪法》和我国1978年《宪法》之所以未就宪法修改程序作规定，乃是有意放弃我国1954年《宪法》过于严苛的宪法修改程序，因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54年）尽管未被废除，但是，随着我国1954年《宪法》第29条第1款被废止，其第12条也归于无效。不过，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获得解释。